我不知道“沦陷”这个词语能否描述我的家乡现今所处于的苦难状态。安徽阜阳，在2000年以后迎来了当之无愧的多事之秋。萧作新市长与王怀忠副省长引发的政治事故，使这座城市繁忙的公仆们难以享受一天的安宁；而可怜的黎民百姓，面容已麻木到不会因某个贪官的落马而故作欢颜，他们比所谓的思想先知还要清楚十倍，这样的世道，无论领袖的面目怎样变幻，明年的日子亦不过是今年车辙的重复，属于他们的土地永远长不出繁华的花枝，他们只担心荒芜的再生。可那已然开始荒芜——某一届公仆为装点门面所费力建造的飞机场早因废弃而杂草萋萋，疯狂缠绕着这块病态的土地。反腐败的沉寂不到半晌，2004年的毒奶粉事件又让这个城市在一夜之间风光无限。我在遥远的重庆，看到照片上那些覆盖着白布的婴儿与悲痛欲绝的家人，转过身，与那个告知我消息的同是来自阜阳的朋友面面相觑，眼神不再是惊慌，或者愤怒，而是一种绝望到底的漠然。那时我还将手边的一本书狠狠摔到地上，书的名字叫《中国农民调查》，写的依然是我的家乡。数月之后，听说这本书由畅销而被禁止发行，又听说作者吃了官司，原告是书中重点书写的某个县的领导，说是《调查》不尽属实，诋毁了他的名誉等等。这亦在料想之中。我的家乡近年来的历史，任何喜剧与悲剧，最终都将以闹剧收场。
　　我生长的小城颍上，居于阜阳地区东部，据说是全国最穷的县之一，但同时又是全国农业百强县。后一个称谓，是我幼时在大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之间听到的，我还清晰记得忠厚老实的他们说起此事时的表情，满脸狡黠与鄙夷。颍上之于阜阳，正如阜阳之于安徽，乃至安徽之于中国，是以贫穷、民风的无赖与强悍、政府的腐败与善于造假而声名卓著。18岁读大学以前，我很少出县城（在我的记忆，从未去过阜阳市以外的地方），倒也安分于眼界的狭窄。因为没有与其它城市的对比，便不知自己家乡的黑暗是如此深重，至少不会为此感到羞愧，反倒有些心安理得。
　　穷山恶水，多出刁民，这似乎是外界对安徽人最一致的评价。但对于这一贬斥，安徽人却很少自责与反省，至少我与乡人们谈起这些，他们多半表现出一种很坦然的津津乐道，甚至洋洋自得。“刁”是他们在残酷的世道排行第一的生存法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这则在我幼时广为流传的民谣所具有的启蒙意义，远远超过教材上义正词严的宣讲与古老家族道貌岸然的遗训。我的少年时代，至为见惯不惊的，不是和睦安宁的行走与生活，而是街头巷尾的欺诈、争吵、以及打群架与仇杀。他们依然在身体力行着渐渐为文明的都市人所遗忘的江湖法则：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我曾亲见一场争斗，一个壮汉的左手臂膀被砍下了一半，他却顾不得疼痛，右手仍然奋力挥舞着锋利的铁锹砸向对手。这种鲜血淋漓的场面充斥着九十年代初的颍上县城。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灵波动，是一部分人牢记着这些经验并忠诚地实践，另一部分则梦想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武斗的态势在政府的强力整顿之下终于得到遏止，这是一种说法；而另一种来自民间的分析是：喜好打斗的人们认为暴力不能填充他们的欲望沟壑，荣誉与危险共生，不若金钱来得实在，于是纷纷将野蛮的力气施展于南方大城市的土地。打工大潮的汹涌，在我离开家乡，亦即2000年左右，蔓延至如此令人惊悚的高度；到一个村庄，能见到的皆是老弱病残；甚至日后，连人迹都罕寻，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家人的命运。有的农田干涸，有的草深过人，当然还有一些长势甚好的庄稼，可田主人的脸色却生涩得让人退避三舍。他们眷恋土地的结局，就是一年的收成抵不上需要上缴的公粮与税款。这时的出走已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能说他们都是因被逼迫而离开家乡，异地的机遇委实有足够的魅力吸引着他们趋向安逸的脚步。但人迹的日渐稀少却让这块土地的管理者们心绪不定。到重庆读书以后，我每年至多回家两次。可每次回去，即便赶上了传统的春节，总被告知有些邻居已经在他乡生根发芽，今年不会再回来，还有些因为意外而永难回归故里。见到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业已陌生得不敢相认。我说不上为此悲恸，却抵挡不住那种物是人非的感伤。地理意义上的颍上依然存在，在辽远的中国地图之上巍然耸立；而人文意义上的颍上正在沦陷，在乡人们的四处奔波之中，本土的精气神消磨殆尽：好的与坏的，善良的与丑恶的，终将失去棱角，失去苦难的特性。
　　出走，包括逃亡，正构成对权力潜在的反抗。但这种对抗的无奈与不彻底，又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失败。他们的灵魂底处，一直迷恋着一种决绝的生存方式，谋求更高的权力，来报复一度或永远压制他们的权力者。因此，在终极层面，这块土地很难逃脱苦难的笼罩而成为钢铁时代的伊甸园。命运之神更不会因为怜悯它的多灾多难忽然走向温情脉脉。沦陷于天然资源的贫瘠，沦陷于遗传的恶劣习性，沦陷于大工业僵硬而冷酷的车轮碾压，沦陷于威权政治的狂暴肆虐，我的乡人们既不愚蠢，也不懒惰，他们却可能因为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而沦陷于自暴自弃的放纵。这种最深刻的沦陷，隐藏在勤劳与奋发的表象之下，终结于无家可归的苦痛之中。我不愿意承认这是我们的宿命，所以我要写下昆德拉的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面对正在沦陷的家乡，能够保持一个回望与记忆的姿态，而不是选择遗忘与背叛，这样质朴的做法就值得尊重。未来的某一日，故乡可能会被现代性的洪水吞没，亦可能落得权力的废墟一片，这时的乡愁，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高贵的痛苦感”，更是良知的自然显现。就像我走在陌生的街头，忽然听到熟悉的颍上方言，眼中陡然涌满泪水，耳边却响起一首叫“故土”的诗歌，来自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
　　
　　我们没有将它放进珍贵的香囊挂在胸口，
　　我们不曾泣不成声地为它书写诗篇，
　　它也不曾触及我们梦魇的创痛，
　　它也不像是上帝许诺的天国乐土，
　　在我们的心中，从来不曾
　　将它当成可以买卖的商品。
　　我们在它上面默默地受罪、遭难，
　　我们甚至从未想起它的存在。
　　是的，这是我们套鞋上的灰尘，
　　是的，这是在我们齿间咯吱的沙砾。
　　我们磨蚀它、搅拌它，碾成粉末，
　　那无法与其他东西混合的尘土。
　　可是，直到我们躺入其中，与它融为一体，
　　我们才可以从容地宣称：“自己的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