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十几年了，但似乎已经走到了路之尽头，成了无成绩、无观众、无效益、无形象的“四无产品”。因此，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又酝酿重建中国足球的举国体制，具体设想是：各地方足协和体育局，在未来出现当地俱乐部要求转让时，成为第一受让方，成为俱乐部的最大股东，企业将不再被允许成为第一大股东，而只能以广告赞助的方式参与到俱乐部当中。举国体制成了拯救中国足球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稻草就是稻草，一个人溺水，指望稻草救命从来都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举国体制时代的中国足球并不像传说中那样美好，也是屡战屡败，恐韩、恐伊就不多说了，甚至在重大比赛中还多次输给过新加坡、香港、也门，成绩一点儿也不比现在的更好。指望举国体制拯救中国足球，实在是南辕北辙，这已经被历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

　　 我想说的是，即使举国体制真的是挽救中国足球的灵丹妙药，是不是就要实行，也值得思量一番。众所周知，经营足球俱乐部是个烧钱的玩意儿，十几年来足球职业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仅靠卖广告等经营手段实现盈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俱乐部的正常运转必须依靠巨额的外部投资。也就是说，各地体育局接管足球俱乐

在户外游江游海，按理来讲是一项锻炼身心的单纯的体育运动。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却别有一番意味。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横渡长江的壮举，据说就是一份政治宣言。

　　近年来，广州多次举办规模很大的横渡珠江活动，也与体育没有多大干系。该活动的意义在于向全世界宣布：珠江是干净的，不仅可以游泳，而且还可以直接饮用（有领导同志当场亲口品尝的事例为证）。但问题是，如此河清海晏的大好局面仅限于横渡当日出现，此前此后，珠江仍然是那样的难以亲近。

　　因此包括本人在内的广大市民有理由对“两年后区长游河涌”的承诺表示不乐观。众所周知，河涌之脏乱差，已经是政府和市民胸口长久以来的痛，影响了市民生活，也影响了广州的形象，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但河涌治理之难，难过治理珠江。河涌的问题既“水太多”造成的：例如工业污水、生活污水的污染，又是“没有水”造成的：干涸的河涌被太阳晒久了，污泥一样会散发出恶臭味。河涌两岸还有密集的建筑，包括违章建筑。这一切都让河涌的治理困难重重。

　　但这些困难只是技术性的，我想更大的困难则是因为利益冲突。

　　治污与排污之间，显然就是公众利益与排污者（

　　油价终于羞羞答答地降了，据《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中石化在广州的加油站开始推出促销活动，优惠幅度在0.1-0.2元之间。

　　仔细算一下，下降幅度大约不超过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原油价格的下降幅度早已超过了60%，而成品油价格，美国也已经低于中国。这多少让人有些诧异，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中石油中石化这类公司，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国际化大公司，一向都非常注意与国际接轨。想当初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攀升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就与国际上接了轨。当然，更早接轨的还有高管们的年薪。既然要接轨，当然就要牺牲国情，比如说我国人均收入低这一类国情。

　　但现在，发改委、中石油们又突然对国情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国际油价一路走低，中国油价却不与国际接轨了，兀自按兵不动。原因何在？原来是由于国情：比如出于我国能源安全的考虑，又比如高油价有助于节约能源，云云，不一而足。说来说去，总是有充分的理由让老百姓多掏银子。

　　听过一个关于狼和兔子的笑话：小兔子出门遇到大灰狼，狼啪啪给了他两巴掌说，“叫你出门不戴帽子”。从此以后小兔子天天出门戴帽子。一天他又很不幸遇到大灰狼，大灰狼啪啪又给了他两耳光说

　　说到地方情结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排外情绪，我想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笔者作为一个几十年来流徙于不同城市的资深异乡人，亲身感受到广州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似乎更强一些，也更开放一些，这一点亦为民间的口碑所印证。但这么说，并不必然表明广州在这方面与其他城市有本质的差别。即使有的话，也应该通过缜密的研究来加以证明。

　　但有意思的是，有位学者一句话就道出了不同城市的区别。据《信息时报》昨日报道，日前在中山大学的一个学术讲座上，有人向该校李宗桂教授提出了一个很轻率的问题：“为什么广州文化那么包容？上海文化那么排外？”李教授居然对这一问题毫无质疑，欣然作答。对于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命题一本正经地回答，答案也自然不会太靠谱。李教授的答案是：“这与历史有关，从历史上看岭南自古是流放之地，很早就和北方人士接触，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经不起推敲。中国历史上作为流放之地的地方有很多，东南西北都有，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与中心地区在地理上、文化上都有比较大的距离。但这些流放之地是否后来都形成了相对较为开放的文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李宗桂教授的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

　　传说有个小饮食店的老板注意到有个服务员每次都能让顾客点多一份煎鸡蛋，嘉许之余难免有些好奇，问其故。服务员答曰：我从来不问顾客您要不要煎鸡蛋，而是直接问您要一个煎鸡蛋还是要两个煎鸡蛋。顾客每每会欣然在这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屡试不爽。老板闻之，大呼其为营销奇才。

　　广州市煤气公司大概亦深谙此道。据《信息时报》昨日报道，从去年11月1日起实行的广州管道天然气试行销售价格执行期限至本月已届满，广州市物价部门拟于2009年1月上旬召开听证会，确定管道天然气的正式销售价格。市煤气公司已上报了多个听证方案供物价部门审核，但都要求涨价。

　　前文所说的那个服务员利用语言游戏忽悠顾客，是动了点脑筋的，其狡黠多少还能让人感到一点可爱。但广州市煤气公司的多个听证方案，在说服公众方面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虽说公众早已习惯了听证会就是涨价会，但以前的听证会至少还可以讨论降价的问题，给善良的人们一个期望的空间。现在则遮羞布也不要了，完全是霸王硬上弓，关于降价的事，一概免开尊口。

　　关键的问题在于，既然铁定涨价，既然反对意见注定会输，那么还开听证会干啥？直接发个通知就成了，难道开听证会不

　　说实话，对于宋祖德一直以来恶俗、恶劣的炒作我已经出离愤怒了，相信有正常良知和判断力的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感觉，在这一点上，广电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司长任谦大约也与我一样，在近日召开的“2008影视产业发展论坛暨电视节目推介会”上，任谦先生就表达了对宋祖德的愤慨之情，对此，我是双手赞同的。不过任谦先生又表示，“我们正在跟广东省局和广东的制作业协会协调，对于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们必须要予以清除出去”（10月29日《东方早报》），却不免让人觉得越过了界限。

　　言论自由的确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法律。宋祖德的一系列言论有没有触及法律这条红线呢？依本人的法律知识来判断，很多言论显然已经涉嫌侵害别人名誉，比如他最新的有关谢晋导演的言论。因此本人强烈希望谢晋导演的亲属拿起法律武器状告宋祖德，还谢导演一个清白，同时给宋大嘴一个教训，让他以后少胡说八道。假如能够判定宋祖德的言论触犯刑律，我还热切盼望司法部门立刻出手，让他在监狱中反省反省。

　　但是如果由广电总局出面惩戒宋祖德，就有滥用权力之嫌了。广电总局既不是司法部门，也不是宋祖德言论受害人的亲属。公众只授权给这个部门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有关事宜进

　　广州南站已经停用多年，但显然善后工作并没有做好。据《广州日报》昨日报道，南站停用后，进出站一段长约4公里的铁路被废弃，铁路设施没人看管，偷盗铁轨、螺钉等设备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路段更是成了垃圾场和“流浪者之家”。由于铁轨两边9米远的范围内都是铁路部门管理的地方，荔湾区有关部门一方面不时去铁路上义务清理垃圾，一方面与相关铁道部门联系，期望共同解决问题，但铁路部门却未有回应。

　　一直以来，铁路部门被人冠之以“铁老大”的美名，由此事看来，确实名不虚传：绵延数公里铁路，保守估计以百万人民币计的一笔庞大资产，说撒手不管就不管了，行事果然是大手笔。香港动作片中那些出手阔绰的大佬，比起咱们的铁老大，简直形同乞丐，不值一提。

　　不过将二者相提并论看低那些香港大佬并不厚道，毕竟人家花的是自己的钱。而我们的铁老大，固然气魄很大，归根到底还是慷国家之慨，仔卖爷田不心疼，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大约都由此而来吧。作为老大，当然还要有舍我其谁的霸气。因此地方上有关部门帮忙清理垃圾，只是情理之中，无须有些许感恩之心。至于协调解决问题，那就要看老大的心情，置之不理是正常的，别人一联系就回应，有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和少林寺主持释永信进行了会晤，会谈中，马云盛赞少林寺在释大师领导下商业化很成功，在商业意识等各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释永信则对媒体和网民略有微词，称少林寺在商业方面“不敢有点动作，稍微有点动作媒体就跟着追捧。一追捧，网民就跟着闹”，“根本不敢动。”

　　 我想这事出有因，公众之所以对少林寺一系列商业活动有长久而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少林寺这些行为与公众对包括少林寺在内的宗教团体的期冀相去甚远。公众希望少林寺是一个研习佛法，弘扬武功，专心慈善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商业组织。少林寺近年来屡遭非议，恐怕是因为在商业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忽略了其根本。

　　 少林寺或许会觉得有些不服气。因为在海外，宗教团体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商业活动。有些大的教派或团体，其经济实力、经营活动及其收入远在少林寺之上，为什么其所在国或地区的舆论对此非常宽容，而在国内，宗教团体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就要倍受非议呢？

　　 我认为，第一，海外宗教团体商业经营收入以及捐赠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慈善活动。在海外，宗教团体某种意义上就是慈善团体，慈善活动是他们日常活动的主

　　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焦太山提交《关于规范特种车管理和取消O字车牌照的建议》提案，要求参照渝、沪、鄂等兄弟省市做法，取消现有粤O字车牌。省公安厅日前答复说：公安厅已向省政府提出全省公安机关粤O号牌车辆裁减约60%的意见。

　　说实话，关于O号牌车辆，除了知道其享有诸多特权，除了曾亲眼目睹其视红灯为无物，径自闯过扬长而去之外，其余知之甚少。比如，谁在使用O牌车，共有多少辆O牌车，什么情况下使用O牌车等信息，一概茫然不知。因此省公安厅说O牌车将裁减60%，我就不怎么乐观。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既然我不知道现有O牌车的数量，又怎么确定其将来肯定会裁减60%呢？我想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比如说省公安厅称1998年起，规定全省“原则上”不再增发O号牌。但作为一个老广州，为什么我感觉这些年来，街头的O牌车好像越来越多了。这也不奇怪，大凡某项政策冠之以“原则上”，就暗示其执行起来必定有很大的灵活性。

　　谁在使用O牌车似乎也是一个谜。日前歌星李丹阳在北京街头舌战交警，事后曝出李丹阳使用的是特种车牌，所以才会这么牛气。我们不否认李丹阳女士为我国歌唱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私车挂上特种车牌

　　一直被视为老人生命护身符的平安钟，其推广使用遭遇困境。《信息时报》昨日报道说，目前越秀区使用平安钟的老人家庭只有2100户，其中400余户为自费使用者。越秀区的老年人约有十几万人，2100户的确是太少了。

　　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对一些孤寡老人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讲，平安钟是个好东西，不仅遇到急病或者其他急事可以通过平安钟求救，一些日常杂务也可以通过平安钟请人代劳。无疑，在整个社会渐入老龄化，“空巢老人”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平安钟能够切实为老年人排忧解难。

　　本来，老年人有需求，又有机构提供如此贴心的服务，平安钟理应大受欢迎才是。但事实上，推广却不尽人意。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市场经济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种商品或服务既有供给，又存在大量的潜在需求，销售却不旺盛，那么只有一种因素会造成这种状况，这就是价格。价格超过消费者的预期，消费者会放弃对这种商品的使用。显然，平安钟800元的安装费以及每年120元的服务费，不是每个老人都能支付或愿意支付的。毕竟，平安钟不是衣食住行一类的必需品，对于大多数收入并不高的老年人来讲，尽管很需要，也只能忍痛放弃。

　　难道就让老年人“望平安兴叹”